记忆东丽

后台村

    发布时间:2019-02-18        

村情简介:后台村,始建于1994年5月,原属于刘台村。有632户,1688人,耕地面积约3595亩。位于袁家河沿岸,南部是李家台村和塘洼村,西邻刘台新村,北部沿袁家河呈扇形分布。2015年,村民统一搬入军粮城新市镇军瑞园、军祥园、春竹轩、夏荷轩、秋棠轩、冬梅轩居住。

 

村名的由来

燕王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领重兵镇守北平(即今北京)。朱元璋长子朱标早死,朱元璋死后,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由朱标的大儿子朱允炆继皇帝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听从齐泰、黄子澄等大臣建议,大力削藩,剥夺分封全国各地的叔父们的兵权。燕王朱棣以讨齐、黄为名,起兵反抗。建文帝派兵平叛,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了长达三四年的大战,即民间所说的“燕王扫北”。最后燕王胜利,即位皇帝,改号永乐。永乐初年,在山西洪洞县建立一个移民机关,专门办理移民事宜。相传此处有一棵老槐树,故老百姓常言“要问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老槐树”。

老刘台村的先民正是明朝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因刘姓首迁于此,又地处高台,故取名为“刘台村”,是军粮城面积最大的村落,历史根基也最为深厚。1994年,老刘台村因人口太多,不便于管理,遂召开全村党员会议,将老刘台村分为四个村:刘台新村、李家台村、后台村、北旺村。后台村因为位置最靠后,靠近袁家河,故名“后台村”。

                                               

讲述人:孔富泉,80岁,退伍军人    

 整理人:李   芸     

 

兴村安民的三地主

在老刘台村,有这么三位个性鲜明的地主让村民印象深刻:霸道硬气的刘大财主,勤劳节俭的窦八爷和乐善好施的何地主。

清代光绪年间,村里有一位刘姓地主,人们都叫他刘大财主。他家大业大,拥有广阔的土地,为村民提供了很多打工机会,而且从来不拖欠工钱,办事干净利索。刘大财主为人霸道硬气,说一不二,在外乡人面前总会不顾一切维护本村的利益。当时,清政府和洋人要在军粮城修津东铁路,想在老刘台村取道,可刘大财主就是不让。他认为这样不仅会打扰村民的正常生活,更会破坏村里的自然环境。为了使刘大财主让步松口,谈判的官员来了一批又一批。面对这样的轮番游说,刘大财主不卑不亢,镇定自若,据理力争,甚至还以死相逼,硬是与政府签订了让铁道在离村三里之外地方修建的协议。村子正是因为他才得以保持长久的宁静,不受火车轰鸣声之烦扰。

窦八爷本是大港窦庄子人,解放战争时期来到老刘台村定居。他是出了名的勤劳节俭,从不肆意挥霍钱财,一心只想攒钱买地。窦八爷不仅经营田地,还开发副业——编草帘子、挖白盐碱往外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一日,他看好了村外的一大片草洼子,洼子里荒草丛生,泥泞不堪,少有人烟,只有水鸟在此栖息,便廉价盘了好几万亩,亲自带领全家人拔草、翻土、耕种,硬是将其改造成良田。自此,这几万亩草洼子所在之地也成了老刘台村的领土,窦八爷此举虽是为自家买地,客观上却扩大了村子的地界。

何地主虽家境富贵,却乐善好施,喜欢接济村里的贫困户。在他的帮助下,很多外乡人都在老刘台村安下了家,房氏一族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房氏三人举家逃难至老刘台村,身上的干粮吃尽了,水也喝光了,饥渴难耐。他们举目无亲,找不到落脚之处,便在村口的大树下乘凉歇脚。年幼的孩子又热又渴,跟父母哭闹,夫妇俩也是腹中饥饿难耐,无力安慰。此时,何地主恰巧路过,见到这番情景,便上前询问。当得知一家人无处居住时,便将三人带到自家稻子地中的小屋里,还命人送来食物和水。房父十分感激,上前一把握住了何地主的手,说道:“我们不能在您家白吃白住,今天起我们就是您家的伙计了。”“不着急,你们先好好休息几天,这片稻子地日后就由你家负责了,工资我也少不了你的。”何地主安抚道。就这样,房氏一家在何地主的帮助下定居下来。房父一直告诫他的子孙后代,永远都不能忘记何家的恩情,没有何家,就不会有房家的今天。

 

讲述人:刘佩林,76岁,退伍军人                 房宝玉,64岁,村干部     

整理人:聂文斐       

 

抗日战士韩振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鲸吞东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一马平川、幅员辽阔的华北地区伸出了罪恶的触手。一方面日方在幕后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另一方面日军频繁演习,计划利用现代化装备的优势,一举将无险可凭的华北地区拿下。在华北与淞沪同时开战,妄图在三个月内彻底灭亡中国。

华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平、津两市,是29路军把守的防区,在武装到牙齿的日军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区区几天便易于放手。华北地区中国正规军全线溃败,依靠黄河天堑才止住日军的追击。正当日方认为华北已是囊中之物,意欲将华北建设为全面侵华及大东亚圣战的总后方之际,华北人民告诉了侵略者什么叫作永不屈服的精神。随着华北民众民族意识高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无数淳朴农民、稚嫩学子、产业工人都投入到抗日的铁流之中,韩振华(约1920—2000年)便是其中之一。

韩振华发现几次战斗下来,刚刚放下锄头扛起枪的游击队员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单兵素养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往往损失三四个战士,才能打伤一名日军,长此以往得不偿失,且日军一旦有伤亡往往会采用血腥手段报复老百姓。韩振华是本地人,熟悉地形,提议打运动战、游击战,以伪军、伪警察为主要打击对象,这一建议得到了战士们的一致认同。

在之后的战斗中,打游击的作战方法果然起到了作用。在夜里,武工队组织进攻,掀掉日军的据点;在白天,依靠地形的熟悉,与敌人周旋。在保证老百姓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对日军行动造成干扰。一次夜战,韩振华和几名战士借着夜色潜入日军根据地指挥所,一把火烧掉了鬼子在指挥所里的所有文件。这次夜袭,对后来的局部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振华解甲归田,来到后台村,娶了媳妇,担任生产队书记。

 

讲述人:刘佩林,76岁,退伍军人     

整理人:李   芸      

 

舌尖上的老刘台村

食物的记忆是最有滋味的记忆。棒子面,吃小盐,鱼肥蟹黄口留香,还有那贴饽饽熬小鱼儿……这些都是老刘台人记忆中忘不了的味道。

收成不好的歉年,老刘台村的村民只能打草卖到海河南,换棒子面吃。棒子面虽没有那细细的白面粉好吃,但是能吃得上棒子面,也足够让人感激涕零了。

老刘台村地界多为不长庄稼的盐碱地,村民们常常刮盐土熬制小盐吃,多出来的就卖掉换粮食。春秋两季,小雨过后,盐碱被雨水“勾”出来,经过太阳暴晒,在地上形成像煎饼一样的盐碱壳,薄薄一层,有的和泥巴混在一起灰乎乎的,有些是白花花的。人们拿着小扫帚、簸箕、刮刀,轻轻地刮下那些含盐碱比较高的土皮,扫在簸箕里,回家熬制成小盐,口感自然比不上现在吃的精盐好。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老刘台村曾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一到秋天,家家户户的灶台都是蟹香鱼香。到了晚上,满地满沟的螃蟹,个个又大又肥,在乡间路上横冲直撞。那会儿螃蟹多得都成了灾,村民要是抓了螃蟹交到生产队,还能挣到工分。

除了螃蟹鱼虾,还有天鹅、大雁、野鸭子,处处可见。有小孩子没事到芦苇丛里偷蛋,捡了一篮子蛋回来,也没顾上数,回家一点,好家伙,二十一个!足够改善很多天伙食。

再说这贴饽饽熬小鱼儿,最正宗的就属军粮城刘台村的。据说有一年村里收成不好,刘家媳妇照看生病的婆婆,婆婆想吃点好的,可是缸里只剩下一点棒子面。小媳妇正心焦气躁,丈夫回来了,沮丧地拎着一小兜小鱼,嘟嘟囔囔和小媳妇抱怨“今儿去晚了,大鱼都让人家捞走了”。小媳妇看着小鱼发呆,忽然急中生智,有了法子。

灶台上的铁锅里放上水,等水烧开,把和好的棒子面,拍成巴掌大的饼贴在锅里,然后把收拾干净的小鱼放到开水锅里,撒上盐。过了一会,饽饽熟了,小鱼也熬熟了。小媳妇给婆婆端过去吃,饽饽又脆又香,甜滋滋的,小鱼咸淡可口,鱼鲜味美,婆婆吃得津津有味。吃了几日,婆婆的身子竟然渐渐转好。

后来,村民纷纷和小媳妇学贴饽饽熬小鱼的做法。一传十,十传百,成了今日远近闻名的天津美食。相传,乾隆皇帝也曾来天津吃过贴饽饽熬小鱼,还赐名为“佛手糕千眼鱼”。

 

讲述人:孔富泉,80岁,退伍军人     

整理人:李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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